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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成都街头接连发生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流氓抢劫案，这些案件的作案手法令人毛骨悚然，犯罪分子常常以男扮女装的方式接近受害者，实施暴力和抢劫。
他的身份隐藏在日常的伪装之下，行迹诡异且手段残忍，甚至尝试未遂后便直接抢劫女性的财物。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动荡与剧变的时期。社会结构被重新洗牌，普通人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社会治安问题在这一时期尤为突出，尤其在大城市中，拦路抢劫、流氓骚扰等事件频发，成为城市治理的棘手难题。
邹永康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一辈子老实本分，是典型的工人阶级代表。家里经济条件一般，但父母对他的教育却十分严格，期望他能通过努力工作改变命运。
在学校里，他的成绩中规中矩，从不惹事生非。父母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走上一条正途。
1965年，邹永康从邮电技校毕业，这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是难得的机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省邮电局局属的邮电工程处工作，这是一个稳定且有前途的单位。
作为家庭的骄傲，邹永康的生活步入正轨，父母和邻居们都对他充满了赞誉。单位里的同事对他也有不错的印象，觉得他是一个稳重、工作认真、不事张扬的年轻人。邹永康在工程处里负责采购工作，这份职务虽然普通，却能给他带来一定的自由度，工作中的表现也一度受到领导的肯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邹永康逐渐积累了一些社会经验。他经常出入菜市场、杂货铺，与商贩打交道，慢慢掌握了与人周旋的本领。这些看似普通的工作经历，让他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伪装自己。
工作上的认真负责为他赢得了“可以作机要工作”的高度评价，这在当时的单位评审中是相当高的认可。大家对他的印象停留在“老实”“本分”这样的标签上，这些荣誉让他成为同事眼中的榜样，同时也掩盖了他日渐扭曲的真实面目。
1974年初，邮电工程处的工作变得繁忙起来。工程处需要派人到外地施工，邹永康原本也在派遣名单之中，但他却以个人原因提出了留在成都的申请。作为单位里口碑良好的职工，他的请假理由轻易得到了批准。
邹永康以照顾家中事务为由，继续在成都的工程处食堂工作，而这段看似寻常的经历，却为他的犯罪提供了掩护。
在邹永康的生活中，自行车成为他最常用的交通工具。邮电局配发给他一辆油绿色的“永久”牌28型自行车，这是典型的单位公务用车。自行车的后挡泥板上印着“邮电”二字，显得既醒目又特殊。
这辆车成了邹永康在城市中穿梭的掩护工具，他骑着它穿梭于成都的大街小巷，在上班途中与那些毫无防备的受害者擦肩而过，观察并寻找作案的机会。
邮电局的上班时间灵活，采购员的职务给了邹永康不少自由空间。每天的上班途中，他有足够的时间在成都的大街上游荡，观察着熙攘的人群。在雨后的清晨，邹永康常常骑车穿过羊皮坝到通锦路，这里是他的“猎场”之一。
邹永康熟知这片区域的路况和行人分布情况，他利用早晨行人稀少的时机，专门挑选单独出行的女性下手。这些女性大多是工厂女工或早班的年轻人，毫无防备，成为邹永康实施犯罪的主要目标。
邹永康的作案装束也是用尽心思挑选的。蓝色的呢子上衣和雨衣不但可以遮风挡雨，更重要的是能够让他迅速伪装成“普通路人”，而女式布鞋更是他男扮女装的关键道具。
作案时，他会刻意低头、裹紧衣物，以隐藏自己的男性特征。口罩成为他的另一个重要伪装工具，不仅用来掩盖面部，还能遮住他脸上的疙瘩。
1974年初的成都街头，陆续出现了一名装扮怪异、行为异常的犯罪分子。他常以女扮男装的形象出现，骑着一辆油绿色的“永久”牌自行车，伺机拦截单身女性，实施抢劫和性侵未遂。
警方根据受害人提供的线索迅速展开调查，发现这系列恶性案件的犯罪手法惊人相似，受害人也描述出相同的体貌特征，案件的侦破工作逐渐进入关键阶段。
邹永康故意选择在清晨或深夜作案，利用人少、光线昏暗的有利条件，将犯罪目标锁定为独自行走或骑车的女性。他常穿着军用雨衣、戴着大口罩，甚至脚上还穿着女式的“绊绊鞋”，这些怪异的打扮让人乍一看以为是个普通的妇女，往往毫无防备。
邹永康骑车靠近受害者，伪装成与她们并行的同路人，趁受害者放松警惕时突然加速超车，迅速拦截她们的去路。
在11月13日凌晨的一个小雨天，女青年张娴正冒着雨从亲戚家出发，骑车前往营门口的第四人民医院为母亲挂号。天色未明，街道上的行人寥寥无几。张娴刚骑行至羊市街口时，一名看似是“妇女”的人从她旁边经过。
这个“妇女”穿着雨衣、戴着大口罩，与张娴并排骑行了一段路，显得颇为诡异。张娴并未多想，继续前行。直到医院门口，那个“妇女”突然加速，从张娴身边掠过，停在她的前方。
此时，张娴推车步行向医院走去，耳边突然传来一个粗声粗气的男声：“小妹，等着嘛！”
张娴回头一看，惊恐地发现那名“妇女”其实是个男人，只是男扮女装而已。这样的一个男人迅速拦住张娴的去路，开始对她拉扯、调戏，并试图将她拖向不远处的小树林。
意识到危险的张娴奋力反抗，并大声呼救。由于天还没亮，街上人烟稀少，邹永康显得有些慌乱，见张娴不从，便改为抢夺她的财物。他猛地抓住张娴的左手腕，用力抢走她的一块“上海”牌手表，随即骑车逃窜，留下受伤的张娴在雨中瑟瑟发抖。
张娴到医院处理了伤口后，随即向成都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报案。这起案件被认定为未遂转为抢劫，性质恶劣，震动了成都警方。
西城分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并与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合作，投入大量警力展开侦查。张娴的报案为破案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专案组对嫌疑犯的装束、身高、口音等特征进行了详细梳理。
与此同时，专案组发现，早在3月20日，成都实用机械厂的女工梁衍清也曾遭遇类似的抢劫。当时，梁衍清正骑车经过羊皮坝，被一名戴着大口罩的“妇女”拦住去路，随后被抢走了一块“英纳格”牌手表。
梁衍清描述的嫌疑人与张娴遇到的“女装大佬”几乎一致，且作案手法如出一辙。经过对案件的串并分析，专案组确认这两起案件为同一人所为。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更多的受害人。受害者大多是年轻女性，她们或在上班途中被拦截，或在下班时被尾随。犯罪分子往往先以言语挑逗，试图恐吓受害者顺从，如果女性奋力反抗，他便会立即逃走。
许多受害者因受到惊吓，事后不敢报案，导致案件一度未被完全掌握。专案组接连查出了多起类似案件，包括在小南街、支矶石街、牌坊巷等地发生的多起抢劫和未遂案，案件总数达十三起。
随着案情的逐步扩大，警方对犯罪分子的刻画越来越详细：一个20多岁的青年男子，身高约1.60米，粗眉大眼，脸上有疙瘩，通常身着军用雨衣、女式布鞋，骑着一辆后架宽敞的邮电自行车。
为了加速侦破，专案组对受害者进行了走访，对可疑自行车进行全方位检查，同时在犯罪多发地段加派警力巡逻。
然而，案件的侦查一度陷入僵局，嫌疑人就像消失在空气中一般，让专案组百思不得其解。
突破性的线月出现。两名刚下夜班的女工在通锦路被拦抢时，注意到嫌疑人骑的是一辆油绿色的邮电自行车，后挡泥板上清晰写着“邮电”二字。
这条信息引起了专案组的格外的重视，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嫌疑人可能与邮电系统有关。警方随即将侦查重点转向邮电局有关人员，通过排查和走访，终于锁定了邹永康的身份。
当专案组指出邹永康与他们正在寻找的流氓拦抢犯罪分子的特征高度吻合时，省邮电工程处的党委最初感到震惊，随即表示难以置信。然而，面对专案组提供的十几位受害者的证词及其对犯罪分子特征的描述，党委最终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并对此案格外的重视，立即指派保卫科的一名副科长全力协助专案组的调查。
专案组从保卫科副科长那里得知，邹永康确实曾在他的邮电自行车上安装过宽衣架，并一直使用到11月下旬，之后才将宽衣架转给了另一位炊事员。这个细节正好与张娴描述的骑车拦路的犯罪分子的特征完全吻合，这使得邹永康的嫌疑进一步上升。
此外，专案组推测邹永康抢夺的手表可能通过几种途径处理：销赃、送给亲友或自用。销赃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凭证明在收购店出售，另一种则是转卖给黑市。因此，专案组一方面派人前往全市的废弃陈旧物资收购点进行排查，另一方面则借助邮电工程处保卫科的协助，对邹永康进行试探性的接触，重点围绕手表进行试探。
12月4日当天，保卫科副科长与邹永康一起值班，副科长故意将自己的上海牌手表调慢了一个半小时。到中午临近饭点时，邹永康喊道：“吃饭了！”
邹永康接着说：“我这表是上海牌的外壳，里面是瑞士机芯，是我姐夫改装的，看上去普通，但走得很准。”
副科长趁机将手表拿过来看，虽然确认这块表不是案件中失窃的赃物，但邹永康此时神情明显紧张，表现得坐立不安。
11月中旬，警方在废弃陈旧物资商店找到了邹永康出售的手表，这正是从张娴手上抢来的赃物。
至此，邹永康的线日，邹永康被警方正式传讯。他面对铁证供认不讳，承认自己自1974年3月以来，共作案十九起，抢劫手表四块，两名女性，调戏和侮辱女性十一名。
警方在他的家中搜出了大量作案工具，包括女式鞋、雨衣和用于伪装的其他物品，彻底揭开了这个伪善面具下的丑恶嘴脸，邹永康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邹永康连环流氓抢劫案的侦破过程充满了曲折与挑战，最终，这个衣冠禽兽的真实面目被彻底揭开，邹永康因其卑劣的犯罪行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这一案件警示了社会，恶徒可能就潜伏在我们熟悉的环境中，而恶行往往隐藏在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邹永康的结局不仅是法律对他的严惩，也是对那些被他伤害的无辜女性的正义伸张。
网易2024.08.21《道貌岸然下的衣冠禽兽，1974年成都邹永康连环流氓抢劫案侦破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