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房子你想过吗？可移动的“众行顶”、可快速搭建的“众空间”、可嵌入老房子主体的“内盒院”、可在室外搭建的“插件家”及可打包带走的“插件塔”。这些设计皆出自众建筑。众建筑是亚洲首家获得B Corp认证的建筑规划设计机构，成为社会创新的一个范本——建设性地部分解决了普通大众对于提升居住条件和公共活动场地的品质的需求，并试图创造出一种土地、住宅与自然景观之间相对松弛的关系。
人类改造自身生活的强烈欲望常常体现为改造城市的激进行动，在发展迅速的中国尤其如此。在圈地、拆迁、营造摩天大楼和机动车快行道的热潮中，权力和资本对于城市空间的控制正在对城市大众的共同生活构成重大影响。
无论是昂贵的商业地产还是封闭式的高档居住小区，这种影响以空间性的排斥和疏离的方式制造出城市中心区的空洞化，本地人口的撤离和性质单一的旅游商业功能破坏了城市中心曾经是“各种人和阶级融合在一起的地方”（大卫•哈维语）的原本意义，因而丧失了原本附着在这些空间里的人们共享的历史记忆、社会纽带以及文化与身份认同。
如何使当代语境下的城市空间重新成为一种共享资源，几乎对于每一座现代城市来说，这都一个困扰市政府的难题。但显然，仅仅依靠行政资源并不足以解决这一个问题。
2015年，在英格兰西部港口城市普雷斯顿的市中心，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众行顶”的临时建筑。这是一种能够覆盖整条街的可伸缩的顶棚，底部是可脚踏的轮组，可随意骑行安置。
这是普雷斯顿对城市中心进行总体设计的“地方营造”（place-making）计划的一部分，邀请国际艺术家参与，以艺术的方式探索如何激活城市中心的公共生活。
出现在普雷斯顿街头的10件“众行顶”来自一家中国建筑设计工作室——“众建筑”。
在西方，“策略性城市化”（Tactical Urbanism）是一个新概念。这一概念具有鲜明的社会创新意涵，意指在城市化过程中，民间力量以本地化方式解决本地问题，通常是在低成本、低风险、容易操作的条件下，对城市空间环境做出临时性改变，以居民自身的居住品质以及邻里互动和公众聚集场所的品质，从而在公私两域之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目标。同时，不仅本地居民拥有的个人财产及社会资本能轻松的获得提升，相关城市空间和建筑物的潜力也能得到更为充分的利用。
传统的城市化战略，或言那些涉及复杂城市系统的自上而下的改造计划，和由本地人群自下而上发起的反应灵活、切实可行的行动构成的策略性城市化截然相反。
事实上，在中国，“策略性城市化”并非新物。近几十年来，许多中国城市的老居民区都历经了一段个体（家庭）自发建设时期。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那些新的设计，如不具备下水道设施条件的卫生间、有创意的装置布局、新的公共空间创设等，这些民间自发的实实在在的增项往往改善了街区的功能与氛围，使之重新焕发活力。
在气候温暖的中国南方，大排档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公共餐饮服务场所。大排档通常临时占用道路、广场等公共空间，受天气影响较大。因此，在中国南方城镇路边的大排档，常见一种伸缩棚：在大排档营业的时候，人们在这些露天空间展开一个遮阳避雨的顶棚，而在营业结束的时候折叠收起。对于大排档的经营者以及市政管理者来说，布置和撤除这个顶棚都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
对于众建筑来说，这个看似平常的伸缩棚却是创新灵感的来源，“众行顶”由此诞生。
与大排档的伸缩棚相比，“众行顶”不动声色地做出一项革命性的设计创新：可移动性。
作为一个两层楼高的可伸缩结构，“众行顶”下部由多组踏轮支撑，可由至多十人同时骑行，从而能够在城市中便捷地移动；整个装置为折叠式的，展开之后，可以像手风琴般覆盖12米长、跨度10米的整条街道的路面，将各自分隔的城市空间重新联结在一起。
大排档的伸缩棚是灵活利用城市公共空间的民间智慧——白天伸缩棚收起，让出城市的人行道空间给行人；晚上伸缩棚拉出，临时“占用”一部分人行道，变成大排档。而众建筑给予了伸缩棚更大的灵活性，加上可以骑行的轮子，能更加灵活地使用各处城市的公共空间。
作为一种制造临时公共空间的可移动设施，“众行顶”是“策略性城市化”的一种物理表征。它唤起人们对既有的低效用都市空间（如停车场、小街巷）的注意，以及将这些空间转变为动态而吸引人的新公共空间的可能性。
如果将多种型号的“众行顶”搭配起来，还能构成俯视之下有着非常丰富变化性的连廊和通道，并通过新的布局，将这些各自分散的空间连缀在一起。
图为三辆“三轮空间车”（贩售车，图书车，信息中心车）。它们内置的“迷你众行顶”不但可以单独使用，拓展功能空间；还能将三个车厢首尾相连，让使用的空间连为整体。
同时，“众行顶”的设计策略是保持对普通公众的开放性和参与性——各种各样的人群能够最终靠“众行顶”的安装、骑行、架设和回收工作，相互接触、交往、合作。
如果说“众行顶”为动态利用作为稀缺资源的城市空间找到了一种技术解决方案，那么，“广仁众空间”则为困扰世界上很多城市的“内城衰落”问题提供了创新解决之道。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空间格局发生明显的变化。人口、商业和机会开始向设施更加完备的新区转移，曾经作为城市唯一中心的老城区几乎无可避免地纷纷衰落。“内城衰落”这个现象最早出现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目前中国的一些城市也开始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烟台就是这里面之一。
在烟台，与新商务区的繁华景象相对应的是，一街之隔的历史老城区则略显沉寂。加之此前这里的老建筑多被出租给了会所、餐厅等高消费业态，就更显得拒普通人于千里之外。为重新激发老城区的活力，众建筑设计了“广仁众空间”这座建筑，并在短短一个月内建成。
“广仁众空间”是一座综合文化中心，整座建筑的主体部分，是一个多层预制房屋系统，由空间结构系统和其中插入的预制房屋系统组成；而且该建筑还具扩展性，结构与房屋可依需求增减或更换位置，有无数种组合可能。所用到的“插件板”集保温、设备、内外饰面及门窗于一体，可快速建成各种适用的空间。整座建筑被钢结构框架轻盈抬起，四面开敞，空间多样；建筑周边，接驳有多种用来创造移动空间的装置，配有多个可在城区中移动的骑行组件。
作为烟台老城区复兴项目“广仁计划”的一部分，“广仁众空间”以其一系列多元化的可组合空间吸引着到访者，包括室内外的社交场所、活动空间、图书馆、阅览室等。“广仁众空间”以友好的姿态邀请人们进门参观展览、阅读书籍或在平台上观赏海景，从而吸引慢慢的变多的当地人聚集到广仁路历史街区这片素有“烟台会客厅”之称的地方。从社会意义上看，“广仁众空间”是一个激发城市生活事件的空间，它刺激了更多市民文化活动的发生，也促进了人和人更多的交流。
以可移动的“众行顶”和可快速搭建的“广仁众空间”为代表，面对生活在特定城市空间里的各类人——他们的阶层特征与生活方式各不相同，共享一种历时短暂而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众建筑试图提供一种准确的对策，依托大众的日常经验，却在新的公共空间的制造品质上，比大众惯常的期待走得更远一些。
编者注：点击以下视频可直观了解众建筑规划设计的可移动的“众行顶”和可快速搭建的“广仁众空间”。
“众行顶”最初由英格兰西部港市普雷斯顿和In Certain Places（一个关于利用艺术与建筑进行城市干预与活动的机构）委托。目标是连接未被充分的利用的城市公共空间，重振普雷斯顿恢宏但却日渐没落的城市历史中心区。
2017年7月30日，广仁众空间” 开幕式现场。开幕仪式的当天，“众建筑众介入”七年回顾展也在空间内同期举行。展览将众建筑关于“mass”（质量、大众、大量）的理解进行表达，例如，来自北京老城区改善生活状态而创作的“内盒院”。（
北京前门大栅栏地区一条不起眼的胡同中的一个小四合院，是众建筑的办公地点。20多个年轻人拥挤在这里，从事通常是在摩天大楼里做的专业设计工作。
他们这么做并非为了追求某种时尚，而是为了在空间体验和日常感受上更为接近他们的服务对象——那些同样居住在胡同里狭窄老屋的人们。这几乎像是人类学家做的事。
对于这些年轻设计师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从未成为过胡同居民，但他们试图从作为他者的胡同居民的角度去观察与思考，这样就可以感同身受地发现到底要通过个人的设计解决什么问题。
北京传统的建筑形式是四合院。传统上，在一个完整的四合院里生活的是一个单独的家庭或者家族。但由于历史原因，今日大栅栏的院落主要是大杂院，多户人家在同一个院子里面共同居住，很多人家只有一间或两间房，院落的空间也几乎被居民加盖的临时建筑全部占满。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北京市的危旧房和胡同区成片地消失，代之以崭新的高层公寓或仿古建筑。北京是世界上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最深厚的古老城市之一，而大栅栏地区位于北京最核心位置，也是目前北京保留胡同格局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完整的地区之一。密集交错的胡同群中，很多建筑年久失修，公共设施缺乏，基本上没有绿地，被戏称为“距离最近的贫民区”。一些有钱的人搬走了，另外一些有钱的人搬进来，而这两种人通常不被胡同里的老居民视为同类。
2011年，北京市政府对大栅栏的煤市街西侧地区做改造，但决定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尽量保护原来的胡同格局，并吸引一批设计师、艺术家和店主参与，这为众建筑带来了机会。在政府的支持下，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基本保留胡同格局的前提下，提高胡同老居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
当时，众建筑的年轻设计师们首先做的事，就是对这个胡同社区开展细致的研究。他们发现，几乎所有房子的状态都很糟糕——房子漏水、门窗漏风、返潮、公共基础设施非常差，没有能够支持室内卫生间的市政管道等等。同时，以院落为单位对大杂院进行整体改造十分艰难，因为邻里间很难达成一致的意愿和行动。各家各户不同的具体需求和经济支付能力也差异甚大。另外，居民们仍然保留着一种特有的胡同社区的生活方式，很多人选择继续在这里生活，恰恰是出于对这种社区文化的留恋。
经过缜密的思考，设计师们最终想出来一个方案——老房子的整体的结构完全保留，里面塞入一个预制的、能满足现代生活标准的一个全新的“盒子”，这就是“内盒院”的概念。内盒院是一个综合性的解决方案。
首先，内盒院不仅是一个建筑的系统，还包括了基础设施的根本性改善。例如，用来自加拿大的无水堆肥马桶等技术方法妥善解决了室内卫生间的问题。从总体上看，无论是密封、采光、通风还是卫生条件、安全性和舒适程度，内盒院都全部符合现代建筑及其基础设施的技术标准；
其次，内盒院是一个绿色产品，非常节能。一年的用电量会比普通平房或大杂院节省2/3；
第三，内盒院的造价只有普通改造的1/3，这适应了普通市民要求物美价廉的消费观念。内盒院是预制组装的，板材在工厂制作。为此，众建筑直接同一些世界最大的复合建材供应商洽谈合作，委托其中一些厂商在以较低价格生产众建筑研发的所需板材，从而尽可能减少相关成本。再设计出简易的安装方法，仅需一件工具即可搭建，施工对邻居的影响也很小；
第四，这是一个文化敏感的产品，除了增加美感和居住舒适度，内盒院不会对社区的物理与文化空间造成任何改变。
胡同里，老房子主体结内置入一个全新的“盒子”——内盒院。图为内盒院放置前后的房屋状况对比。北京，20
由内盒院而衍生出来的、可独立搭建的“插件家” ，也是一种预制化房屋产品——人类能在网上订购，可以平板运输并可以DIY搭建。“插件家”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房屋，虽然使用了和“内盒院”一样的材料和建造方式，但是能完全在室外建造，解决了防水、耐久等各种问题。
这个胡同里的新建筑平均每平方米造价不到4000块钱，搭建时间只需一天。北京，2016。
以内盒院和“插件家”为代表，众建筑的设计理念是尝试做出一种有限的改变。这种设计层面的适度性，恰凸显了其在社会创新意义上的突破性智慧。
编者注：点击以下视频可直观了解众建筑规划设计的可嵌入老房子主体的“内盒院”。
内盒院本质上是“房中房”，通过在老旧四合院中置入预制模块内盒，为生活在老旧四合院中的人们提供符合现代生活品质标准、并且节能高效的居住环境。
社会创新是嵌入既有制度的一种问题解决方案。这种方案一定同时适应两种制度：
二是隐性制度，如人的文化观念。众建筑的社会创新设计，始终是在这两种制度的约束下展开的，但同时，它也为既有制度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城市中，土地等空间资源始终是稀缺的，如何更好地利用有限的空间资源，创造城市居民更美好的生活感受，这是“策略性城市化”的内在驱动力。
民间各种非正式的营建活动表明，城市化存在着很多在政策层面尚未解决或难以解决的需求。而应对这种需求，民间的力量需要整合资源。作为专业设计师的众建筑的参与，终于使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浮出水面。之所以如此，在于众建筑的核心设计理念可以被概括为“为大众而设计”。
无论是企业命名（People’s Architecture Office）还是产品命名（如“众行顶”People’s Canopy）,众建筑突出强调“大众”（People）的概念，其设计思想也始终体现出以人为中心的立场和态度。
在大卫•哈维看来，“城市共享资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以高度集中的形式提出了关于共享资源的所有政治矛盾”。以资本为中心的城市化的破坏性，不仅表现于底特律的城市废墟，也体现于大众对城市空间过度商品化的叛逆。这种叛逆的消极表达式通常是普通人的焦虑、失望与抱怨，这种情绪有时像病毒一样污染着我们身处其中的城市，并侵蚀了我们对于城市的感情、记忆和忠诚。这构成了众建筑的创新探索的社会语境。
在近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中，各地政府改造危旧房区域的方法往往是为居民提供经济激励，让他们搬到城市郊区，然后把整个区域夷为平地重建。而尽管当地居民长期居住在那些区域，但他们并不是土地所有者，居民们对自己家园的命运就没有控制权。
作为建筑设计师，在现行法律及政府规定等正式制度的框架内，众建筑的社会创新以设计为中心，建设性地部分解决了普通大众对于提升居住条件和公共活动场地的品质的需求。尤其是在土地公有制、土地用途性质被严格规定以及高人口密度条件下复杂的产权与租赁权等条件约束下，众建筑在符合正式制度规范的前提下，试图创造出一种土地、住宅与自然景观之间相对松弛的关系——家庭住宅也可以是灵活的、可变的、甚至移动的（如三轮移动房屋），公共空间也能够最终靠便捷的临时改造而转换功能。
对于政府来说，这不失为提升城市魅力、缓解社会矛盾的良策；而对于继续居住在老旧社区的城市居民来说，这些都为保留文化传统和邻里社交生活提供了新的选项。
众建筑的成功努力，同时赢得了来自政府与大众两方面的支持。众建筑通过对城市社区进行专业化的调研，不但可以充分理解政府整体规划的思路与战略，也更加容易理解大众的需求，从而能够做出切合实际的本土化的设计以解决本地的问题。在这种实践当中，众建筑提供的不仅是一种专业化的建筑规划设计方案，也是一种妥协性的制度设计的具体方案。这种方案综合了政府城市改造规划战略的实施，也切实解决了大众面对的具体生活问题。
当然，这一切也并非一帆风顺。无论是政府还是大众，这两者都既可能是创新设计与实践的支持者，同时也可能是事实上的阻碍者。例如，在与政府合作的机制上，众建筑的设计师们不得不适应政府机关繁琐的工作程序和相比来说较低的工作效率；而市民大众的一些价值观念与生活小习惯，也可能与众建筑的设计理念格格不入。比如中国的消费者更习惯于雇人劳动，用混凝土建造永久屋，而不是自己动手组装工业化房屋产品。
但众建筑的设计也正在对政府和大众的想法造成一种冲击，更多的地方政府和城市中心区的老居民家庭正在对“插件家”等产品表示出慢慢的变多的兴趣，这不仅是一种商业市场的拓展，同时也是一种设计思想市场的开拓与传播。
在当代建筑学话语中，“策略性城市化”代表着一系列旨在实现长期社会变革的设计方法。这些项目，经常是通过设计师与更大型的组织间的合作付诸实践的，比如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项目从持续数小时的活动到永久性的干预举措，涵盖了各种类型。
2016年9月，万科发起了一年一度的“实验建筑展”。众建筑受邀参加并在深圳万科总部完成了“插件塔”，旨在探索“未来居住”的可能性。
“插件塔”是个可无限扩展的多层预制房屋系统，由空间结构和插入的房屋单元组成，房屋单元可依据使用需求更换位置或增加和减少。空间结构由统一的组件和相同的节点构成，有无数种组装的可能性。
“插件塔”探讨了在一个土地非私有化的国家建设私有房屋的问题。在中国因为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或集体，个人建房受诸多不确定性的影响。“插件塔”可移动、可再建的特性，避免了因地权变故导致的建房投资损失。它可以被界定为临时建筑，无需专门打地基和繁复的规划审批，相比传统永久建筑，更为容易建造。而当需要迁移时，也可轻松打包搬运重建。
就象征意义而言，“插件塔” 是一个社会创新的隐喻。这是一个基于问题解决的可生长系统，能够持续适应任何一直在变化的环境与要求。它不仅代表了空间化表达的社会现实，也象征着这种现实在未来的演变。
从左至右：何哲，出生于浙江金华，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硕士；沈海恩（James Shen）出生于美国加州，产品设计学士及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硕士，哈佛大学Loeb访问学者；臧峰，出生于甘肃兰州，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北京大学建筑学硕士。
从一开始，众建筑并不是刻意去创办一家社会企业，但在创业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推动众建筑最终成为一家社会企业。在中国，众建筑的每一个设计，不仅是建筑创新事件，而且几乎都是一个社会创新事件。
在国际上，众建筑的作品屡获Architizer A+奖、德国红点奖（Red Dot Award） 和世界建筑节大奖（World Architecture Festival Award）；也曾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鹿特丹国际建筑双年展、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参展，并现身纽约、伦敦、米兰、首尔和香港等地的展览活动。
在商业领域，众建筑与波士顿政府的保障性住房创新计划和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合作，以图在波士顿获得资金支持并展示“插件家”的概念。通过设计样品的展示，众建筑希望针对美国日益严峻的住房购买力不足问题，将附属住宅单元提为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借此影响该地区附属住宅单元的相关政策。
2016年，众建筑成为亚洲第一家获得共益企业(B Corporation)认证的建筑事务所，也就是一家为社会利益服务的营利性企业。中国的非营利机构乐平公益基金会已给予众建筑资金和制度建设层面的支持，并使众建筑更为关注 “社会影响” 这样的社会创新目标。
社会创新的宗旨是在现实的社会语境中解决实际问题。面对城市化带来的各种新老问题，作为创新者的众建筑并非态度激进的批判者，而是举止温和的改良者。
在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细节上，众建筑的设计师们用针灸式的解决方法，不断产生微观层面的点状影响。但这些影响的集合，却具有实质性的创新意义。相对于大拆大建的短期利益驱动开发模式（这种模式的最终受益者往往是资本精英），众建筑的设计提供了一种追求长期社会利益的、更为健康的发展模式：居民们可以创建个人的、分散的、高效率节约能源的基础设施，无需拆除房屋与依赖大市政。比起少数人的巨额投资，大量居民个人的微额投资反而会对这个地区的发展更为长期有效。
众建筑未来的目标，则是将其在“策略性城市化”尺度下初步测试过的具有社会目标的设计概念，借由现代化的规模生产能力推向更多的用户，这是一场跨界的努力，商业运作与社会创新的结合，建筑将不单是一种建筑，而同时是一种关怀，对于人、对于城市、对于社会、对我们共同期待的美好的未来。
感谢众建筑和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院研究生Alicia French，他们亦对本文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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